民族音乐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民族灵魂的载体,是民族情感的河床,是民族精神的依附。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中,外来文化的互补与本土文化的自强是必不可少的两面。民族音乐不是静的山脉,而是奔流不息的长河,只有在与外来文化撞击中注入时代基因,才能使自己在历史长河中奔腾向前。交流虽然包括相互吸收过程,本质却是一种交合而非融合,交合的结果是使不同文化各自保留并发展自己的特色,而融合却使所有音乐文化趋同而丧失个性。中华文化不是孤芳自赏的文化,当越来越多的外人欣赏它的时候,才算有吸引力。

    现代教育心理学研究成果告诉我们:音乐音响的运动状态与人的情感运动状态有一定的同构、对应关系。音乐不是情感,却是情感载体;音乐不能揭示情感产生的原因,却能把情感抒发得淋漓尽致;音乐表达情感存在的主体差异性却使人们充分自由地想象和感悟世界……在情感的诸多社会因素中,民族性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因而,民族情感是一个民族固有的文化心理特征,它以民族发展历程、风俗人情、宗教信仰等本土文化为背景,以独特的表达方式反映出历史性的心理积淀。因此可以说,音乐真切记录了一个民族的呻吟、痛苦和欢乐,也寄托了一种文化的情感、梦幻与理想。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音乐民族风格实际上就是音乐民族情感特征的鲜明体现。民族精神是历史长河中民族情感的理性升华,是音乐最富生命力的内容。“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肖邦的音乐首先是波兰民族的,然后才是全人类的。

    民族情感不是个人的心绪反映,而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这种精神正是民族凝聚力。因此,民族情感在音乐教育中的回归,不仅可以更好地体现审美教育的规律,而且具有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弘扬和振奋民族精神,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的重要价值取向。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没有自觉的丰厚内涵文化的支撑,外来文化只是浅薄的“表面物理”。所谓“文化内涵发展”主要指民族的内在精神、品格和民族文化素质方面的发展。自己民族当代文化花朵的土壤在哪里——这是我们应该深思的问题。很多教育大师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成功的典范。

    奥尔夫认为音乐教育应该以人类进化阶段为模式,儿童发展自身音乐能力,必须重新体验音乐的历史发展。他使儿童以他们感到自然的方式参与演唱、演奏等创造性活动。他把自己国家的文化作为音乐教育基础和出发点,尊重各国文化的特质,使儿童学习本国文化的精髓,让各国文化得以代代相传、源远流长。奥尔夫教法是一个完全注意启发创造与活动力的教学,它以智力与身体平衡发展为基础,并重视群体,培养分工与合作的社会精神,提供群体学习的环境,使学习过程充满和谐与乐趣。

    柯达伊作为一个热情的民族主义者,认识到建立音乐中心的必要。五声音阶是早期柯达伊教学的基础,因为它是大部分匈牙利民间音乐的基础,而美国在引进时就水土不服。

    综观各种先进教法,无不体现“真善美”的共同思想:“真”在于以本国文化为基础,从儿童生活天地去取材,让他沐浴于充满音乐气氛的环境中去感受音乐,欣赏音乐,进而研习音乐,创造音乐,增加教学兴趣,增进学习效果;“善”在于以“有教无类”的思想为出发点,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接受音乐熏陶,采用渐进教学,增加学生信心;“美”在于启发人的想象力与创作潜能,并在合奏中培养群体精神,制造一个充满和谐的气氛,更融合音乐、舞蹈于一体,以达成健全的人格教育,创造丰富美好的人生。

    W·安德森指出,文化现象与有机体一样,也要经历出生、成长和死亡的循环。爵士乐产生于卑微的环境之中,它以最自然方式,从沙龙中走出,穿越了路轨,进入了音乐厅,最终在其成熟时期,走进了大学的教室。这就是所有民族音乐发展必须经历的过程。

    “开放教育”并非固定模式,开放应指的是教育的“风格”,而不是物质环境所产生的气氛。必须在本民族音乐教育中注入自我意识和自豪感,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要改变音乐文化交流中的不对等现状,消灭自身“文化赤字”现象,更不要用拙劣的内容去迎合西方人的猎奇心理。

    中华文化特色是兼容并蓄,在当代世界文化大潮面前受到冲击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封闭包裹起来的文化必然萎缩、消亡。中华文化的自强意识和自净能力使我们能勇敢地面对当代文化大潮的洗礼,“有特色,能独立,影响大”是中华文化日渐强大的三个基本条件。一个真正有价值的民族文化不仅属于本民族,也属于全人类。人类越需要外来文化,就越要强化和挖掘自己的文化,民族音乐文化的张力也越大。民族文化特征多元化,才是个性创造力可持续发展、社会创造力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要学会欣赏差异,交流中将最好的东西送给对方,当各民族独具特色的音乐文化大放异彩时,人类才有美好的未来。